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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弟子活得迷惑了,向禅宗大师问路,大师却不言路在何处,而是给弟子讲公案。公案,我理解就是用通常的事物讲悖论,悖论实在就是智力和现有学问的迷茫无路之地。大师教其弟子在这儿静悟沉思,然后自己去开创人生之路。悟性就在你脚下,创造就在你脚下,这不是前人和旁人、智力和学问能管得了的。看来我们休想逃出我们的主观去,休想获得一个纯客观的世界。“通过感觉认识的物质是唯一的现实世界”——这话可是恩格斯说的。这样,我们还能认为美是客观的吗?还能认为文学可以完全客观地反映什么吗?还能认为(至少在文学上)有个唯一正确的主义或流派吗?还能要求不同心灵中的世界都得是写实的、清晰的、高昂微笑的世界吗?尤其对于人生,还能认为只有一家真理吗?……我看他们的死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希望他们再坚持一下不要急着去死。但我们没法希望人类在进步的途中不付死的代价。宝马线上娱乐代理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人们虽不知共产主义将怎样一步步建成(有科学社会主义,并无科学共产主义)。但这绝不妨碍人们真诚地信仰它,人们信仰它甚至不需要说服,因为它恰是源于生命热望的美好理想,或恰与人们热望的美好理想相同。但后来有人用一种错误的政治冒名顶替了它,并利用了人们对它的热诚为自己谋利(譬如“四人帮”),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变成了一个坏迷信,结果人们渐渐迷失于其中,不但失去了对它的信仰,甚至对真诚、善良都有了怀疑,怎么会不疲沓不自卑不是一盘散沙?那么正确的政治可以代替它吗?(正确的家政可以代替爱情吗?)不能,原因至少有三:一来,它们是运用着两套不同的方法和逻辑;二来,这样容易使坏政治钻空子(就像未经法律程序杀掉了一个坏蛋,便给不经法律程序杀掉十个好人和一个国家主席做了准备那样,给“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留了可乘之机);三来,人们一旦像要求政治的科学性和现实性(要实现)那样要求理想的幸福乐园,岂不是政治家给自己出难题?所以,当我们说什么什么理想一定要实现时,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也是一个理想。理想从来不是为实现用的,而是为了引着人们向前走,走出一个美好的过程。这样说倒不怕人们对理想失望;除非他不活,否则他必得设置一个经得住摔打的理想——生命的热望使之然。不要骗着他活,那样他一旦明白过来倒失望得要死。让人们自由自在地活,人们自会沉思与奇想,为自己描述理想境界,描述得越来越美好越崇高,从而越加激励了生命,不惧困境,创造不止,生本能战胜死本能,一切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才会充满朝气,更趋精彩完美,一伙人群才有了凝聚力。当人们如此骄傲着生命的壮美之时,便会悟出这就是理想的实现。当人们向着生命热望的境界一步步走着的时候,理想就在实现着,理想只能这样实现,不必抱歉。

宝马线上娱乐代理但这三种文学又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难以画一条清晰的线。有一年朋友们携我去海南岛旅游,船过珠江口,发现很难在河与海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线,但船继续前行,你终于知道这是海了不再是河。所以这三种文学终是可以分辨的,若分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依据上述标准。若从文学创作是为人的生存寻找更可靠的理由,为了人生更壮美地实现这一观点看,这三种文学当然是可以分出高下的,但它们存在的理由却一样充分,因为缺其一则另外两种也为不可,文学是一个整体,正如生活是一部交响乐,存在是一个结构。世上没有没有规矩的东西,没有规矩的东西就不是东西就什么都不是,所以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当然是有一些规矩的。譬如,小说总得用着语言;譬如,小说还不能抄袭(做衣服、打家具、制造自行车就可以抄袭)。小说不能是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单纯陈述现象,而小说不管运用什么手法,都主要是提供观照或反省现象的新角度(新闻报道与新闻体小说之间的差别,刚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小说不能是论文,论文是循着演绎和归纳的逻辑去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小说不是科学,小说是在一个包含了多种信息和猜想的系统中的直觉或感悟,虽然也可以有思辨但并不指望有精确的结论。在智力的盲点上才有小说之位置,否则它就要让位于科学(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贬低或排斥科学。但人类不能只有科学,在科学无能为力的地方,要由其他的什么来安置人的灵魂)。小说也不能是哲学,哲学的对象和目的虽与科学相异,但其方法却与科学相同,这种方法的局限决定了哲学要理解“一切存在之全”时的局限。在超越这局限的愿望中,小说期待着哲理,然而它期待哲理的方法不同于哲学,可能更像禅师讲公案时所用的方法,那是在智力走入绝境之时所获得的方法,那是放弃了智力与功利之时进入的自由与审美的状态(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存在主义大师竟否认存在主义是哲学,他们更热衷于以小说来体现他们的哲理)。小说还不能是施政纲领、经济政策、议会提案;小说还不能是英模报告、竞选演说、专题座谈。还可以举出一些小说不是什么的例子,但一时举不全。总之,小说常常没有很实用的目的,没有很确定的结论以及很严谨的逻辑。但这不等于说它荒唐无用。和朋友毫无目的毫无顾忌地聊聊天,这有用吗?倘若消灭那样的聊天怎么样?人势必活成冰冷的机器或温暖的畜类。所以我想,文学也该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了,它既然是人学至少我们应该对“征服”、“大师”、“真理”之类的词汇重新定义一下。至少我们在“气吞山河”之际应该意识到我们是自然之子。至少我们在主张和坚持一种主义或流派时,应该明白,文学也有一个生态环境一个场,哪一位或哪一派要充当父性的英雄,排斥众生独尊某术,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会破坏了场,同时使自己特别难堪。局部的真理是多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整体的真理)是承认这种多元——人总不能自圆其说,这是悖论的魔力。

写到这儿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总认为“脱离时代精神”的罪名是加不到任何艺术流派头上的,因为艺术正是在精神迷茫时所开始的寻找,正是面对着现实的未知开始创造,没有谁能为它制定一个必须遵守的“时代精神”。它在寻找它在创造它才是艺术,它在哪个时代便是哪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一种是:他活得比较顺遂,以写作为一项游戏,以便生活丰富多彩更值得一过。这没什么不好,凡可使人快乐的事都是好事,都应该。问题在于,要是实际生活已经够好玩了,他干吗还要用写作来补充呢?他的写作若仅仅描摹已经够好玩了的实际生活,他又能从写作中得到什么额外的好玩呢?显而易见,他也是有着某类梦想要靠写作来实现,也是在为生存寻找更为精彩的理由。视此寻找为好玩,实在比把它当成负担来得深刻(后面会说到这件事)。那么,这还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吗?只要想想假如取消他这游戏权利会怎么样,就知道了。对于渴望好玩的人来说,单调无聊的日子也是凶器。更何况,人自打意识到了“好玩”,就算中了魔了,“好玩”的等级步步高升哪有个止境?所以不能不想想究竟怎样最好玩,也不能不想想到底玩得什么劲儿,倘若终于不知道呢?那可就不是玩的了。只有意识不到“好玩”的种类,才能永远玩得顺遂,譬如一只被娇惯的狗,一只马戏团里的猴子。所以人在软弱时会羡慕它们,不必争辩说谁就是这星球上最灿烂的花朵,但人不是狗乃为基本事实,上帝顶多对此表示歉意,事实却要由无辜的我们承当。看人类如何能从这天定的困境之中找到欢乐的保障吧。特异功能有什么启示呢?特异功能证明了精神(意念)也是能量存在的一种形态(而且可能是一种比物体更为“大量集中”的能量),因而它与物质也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也不过是能量“不同形态的显示而已”。这样,又怎么能说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呢?它像其他三维物体一样地自在着,并影响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单单它是第二性的呢?为什么以一座山、一台机器的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一性的,而以精神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二性的呢?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主义是可以离开精神的——包括否定这一看法的理论和主义,我们从来就是在精神和三维物质之中(在多维之中),这即是一种场,而“场才是唯一的实在”。所以我们不必要求文学不要脱离生活,首先它无法脱离,其次它也在创造生活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完全有权创造一种非现实的梦样的生活(谁能否定幻想的价值呢?),它像其他形态的能量一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位置,同时它又与其他一切相互联系成为场。一个互相联系的场,一张互相连接的网,哪一点是第一性的呢?宝马线上娱乐代理如果传统就是先前已有的思想、语言以及文体、文风、章法、句式、情趣……那其实就不必再要新的作家,只要新的印刷和新的说书艺人就够。但传统,确是指先前已有的一些事物,看来关键在于:我们要继承什么以及继承二字是什么意思?传统必与继承相关,否则是废话。可是,继承的尺度一向灵活因而含混,激进派的尺标往左推说你是墨守成规,保守者的尺标往右拉看你是丢弃传统。含混的原因大约在于,继承是既包含了永恒不变之位置又包含了千变万化之前途的。然而一切事物都要变,可有哪样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和需要永恒不变的吗?若没有,传统(尤其是几千年的传统)究竟是在指示什么?或单说变迁就好,继承又是在强调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是有的,那就是陌生之域,陌生的围困是人的永恒处境,不必担心它的消灭。然而,这似乎又像日月山川一样是不可能丢弃的,强调继承真是多余。但是!面对陌生,自古就有不同的态度:走去探险,和逃回到熟练。所以我想,传统强调的就是这前一种态度——对陌生的惊奇、盼念、甚至是尊敬和爱慕,唯这一种态度需要永恒不变地继承。这一种态度之下的路途,当然是变化莫测无边无际,因而好的文学,其实每一步都在继承传统,每一步也都不在熟练中滞留因而成为探险的先锋。传统是其不变的神领,先锋是其万变之前途中的探问。

有意味的形式,这指的当然不是“形式即容器”的形式,当然是“形式即内容”的形式。这内容不像装在容器里的内容那般了然,不是用各种逻辑推导一番便可以明晰的,它是超智力的,但你却可以感觉到它无比深广的内涵,你会因此而有相应深广的感动,可你仍然无能把它分析清楚。感觉到了的东西而未能把它分析清楚,这样的经验谁都有过,但这一回不同了,这一回不是“未能分析清楚”,而是人的智力无能把它分析清楚。甚至竟是这样:你越是分析越是推理你就越是离它远,你干脆就不能真正感觉到它了。这儿是智力的盲点,这儿是悟性所辖之地。你要接近它真正感觉到它,就只好拜在悟性门下。(举个例子:死了意味着什么?没人能证明,活人总归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死人坚决不肯告诉我们,这可怎么分析又怎么分析得清楚?我说死后灵魂尚存,你怎么驳倒我?你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承认我也拿你没办法。智力在这儿陷入绝境,便只好求助于悟性,在静悟之中感到死亡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意味,并作用于我们的生存。)所以将此种东西名之为“意味”,以区别装在容器里的那些明晰的内容。有意味的形式,这指的当然不是“形式即容器”的形式,当然是“形式即内容”的形式。这内容不像装在容器里的内容那般了然,不是用各种逻辑推导一番便可以明晰的,它是超智力的,但你却可以感觉到它无比深广的内涵,你会因此而有相应深广的感动,可你仍然无能把它分析清楚。感觉到了的东西而未能把它分析清楚,这样的经验谁都有过,但这一回不同了,这一回不是“未能分析清楚”,而是人的智力无能把它分析清楚。甚至竟是这样:你越是分析越是推理你就越是离它远,你干脆就不能真正感觉到它了。这儿是智力的盲点,这儿是悟性所辖之地。你要接近它真正感觉到它,就只好拜在悟性门下。(举个例子:死了意味着什么?没人能证明,活人总归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死人坚决不肯告诉我们,这可怎么分析又怎么分析得清楚?我说死后灵魂尚存,你怎么驳倒我?你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承认我也拿你没办法。智力在这儿陷入绝境,便只好求助于悟性,在静悟之中感到死亡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意味,并作用于我们的生存。)所以将此种东西名之为“意味”,以区别装在容器里的那些明晰的内容。但这样的发问,仍是“实在没办法”得到一个终极答案。否则这发问就会有一天停止,向哪儿去和为什么活的问题一旦消失,文学或者人学就都要消灭,或者沦为插科打诨式的一点笑闹技巧。眼前有九条路,假如智力不能告诉我们哪条是坦途哪条是绝路(经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就停在九条路口暴跳如雷还是坐以待毙?当然这两种行为都是傻瓜所喜欢的方式。有智力的人会想到一条一条去试,智力再高一点的人还会用上优选法,但假设他试完了九条发现全是绝路(这样的事也经常有),他是破口大骂还是后悔不迭?倘若如此他就仅仅比傻瓜多智力,其余什么都不比傻瓜强。而悟者早已懂得,即便九条路全是坦途,即便坦途之后连着坦途,又与九条全是绝路,绝路退回来又遇绝路有什么两样呢?无限的坦途与无限的绝路都只说明人要至死方休地行走,所有的行走加在一起便是生命之途,于是他无惧无悔不迷不怨认真于脚下,走得镇定流畅,心中倒没了绝路。这便是悟者的抉择,是在智性的尽头所必要的悟性补充。

爱因斯坦和中学物理教师,《孩子王》和《少林寺》,航天飞机和人行横道,脏器移植和感冒冲剂,复杂的爱情与简单的生育,玄奥的哲学与通常的道德规范……有什么必要争论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呢?都要!不是吗?只是不要用“贵族化”三个字扼杀人的玄思奇想,也不必以此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状。有两极的相斥相吸才有场的和谐。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当作家。”剧作者可能有一点调侃作家的意思。但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不忘,不因其调侃,因其正确。上述种种细思,与佛、道、禅的“空”、“无形”、“缘起”、“诸行”、“万象唯识”等等说法非常近似或相同。(有一本书叫做《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那里面对此讲得清楚,讲得令人信服。)7.智力的局限由悟性来补充。科学和哲学的局限由宗教精神来补充。真正的宗教精神绝不是迷信。说得过分一点: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

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向宗教精神。哲学依靠着智力,运用着与科学相似的方法。像科学立志要为人间建造物质的天堂一样,哲学梦寐以求的是要把人的终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期根除灵魂的迷茫。但上帝设下的谜语,看来只是为了让人去猜,并不想让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场,宇宙岂不寂寞凄凉?因而他给我们的智力与他给我们的谜语太不成比例,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这样,哲学越走固然猜到的东西越多,但每一个谜底都是十个谜面,又何以能够猜尽?期待着豁然开朗,哲学却步入云遮雾障,不免就有人悲观绝望,声称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恶念的产物(这有点像九条绝路之上智性的大骂和懊丧)。在这三军无帅临危止步之际,宗教精神继之行道,化战旗为经幡,变长矛做仪仗,续智性以悟性,弃悲声而狂放(设若说哲学是在宗教之后发达起来的,不妨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粗知哲学而离弃的那个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这儿不说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个字与之区别,与那种步入歧途靠贩卖教条为生的宗教相区别)。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这信念这理想不由智性推导出,更不由君王设计成,甚至连其具体内容都不重要(譬如爱情,究竟为了什么呢?),毋宁说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固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这样,它的坚忍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来维持,它在浩渺的海上,在雾罩的山中,在知识和学问捉襟见肘的领域和时刻,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并不是说逆来顺受),依然不失对自然之神的敬畏,对生命之灵的赞美,对创造的骄傲,对游戏的如醉如痴(假如这时他们聊聊天的话,记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学)。从而想到文学。文学,正是遵奉了这种复杂原则。理论要走向简单,文学却要去接近复杂。若要简单,任何人生都是可以删简到只剩下吃喝屙撒睡的,任何小说也都可以删简到只剩下几行梗概,任何历史都可以删简到只留几个符号式的伟人,任何壮举和怯逃都可以删简成一份光荣加一份耻辱……但是这不行,你不可能满足于像孩子那样只盼结局,你要看过程,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巨的处境,以享隆重与壮美。其实人间的事,更多的都是可以删简但不容删简的。不信去想吧。比如足球,若单为决个胜负,原是可以一上来就踢点球的,满场奔跑倒为了什么呢?宝马线上娱乐代理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元帅式的人际征服,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内圣外王”的哲学,单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必仅仅是一场阶级的斗争;光是为四个现代化呐喊的文学呢,只是唤起人在物界的惊醒和经济的革命,而单纯的物质和经济并不能使人生获得更壮美的实现。这显然是不够的。这就像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见人而不见全人类,见人而不见人的灵魂,结果是,痛苦只激发着互相的仇恨与讨伐,乐观只出自敌人的屈服和众人的拥戴,追求只是对物质和元帅的渴慕,从不问灵魂在暗夜里怎样号啕,从不知精神在太阳底下如何陷入迷途,从不见人类是同一支大军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悲壮地行进被围困重重,从不想这颗人类居住的星球在荒凉的宇宙中应该闪耀怎样的光彩。元帅如此,不可苛求,诗人如此便是罪过,写作不是要为人的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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